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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专职常委”这些年

来源:未知 作者:一千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4-08
摘要: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就宪法修正案接受中外记者提问。(视觉/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29日《》)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出首批10名专职常委,其中最年轻者当选时仅38岁。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就宪法修正案接受中外记者提问。(视觉/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29日《》)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出首批10名“专职常委”,其中最年轻者当选时仅38岁。所谓“专职常委”,即不兼任其他任何职务,专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委员。2008年,“专职常委”队伍扩容两人。

这一设置,符合对提高人大常委会履职能力的要求。

2018年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名单中,刘振伟、信春鹰、沈春耀、乌日图、陈斯喜五人曾任全国人大“专职常委”。

2018年3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经表决任命沈春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接替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的李飞。沈春耀同时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除前述职务外,今年58岁的沈春耀还有另一个身份标签——他曾是最早一批全国人大“专职常委”之一。

“专职常委”是沈春耀履历中重要的一段。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和另外9人一同当选该职。所谓“专职常委”,即不兼任其他任何职务,专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委员。这些“专职常委”通过在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委员来履职。当选后,他们均辞去了原工作。

“人大代表具有兼职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其专职化不一定行得通,这就使其行使权力的经常性受到限制;而提高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的比例,则可以弥补代表兼职性的缺陷。”北京市一位人大代表对记者说。

5年后的2008年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差额选举产生了161名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十届全国人大“专职常委”基础上,铁竹堂温岚,两名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司局级干部郎胜和陈斯喜成为“专职常委”。

不过,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即2013年至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设专职委员。

2018年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159名常委会委员,名单中除沈春耀外,曾任“专职常委”的还有刘振伟、信春鹰、乌日图、陈斯喜四人。

最年轻者时年38岁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改进组成人员结构,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出李连宁、何晔晖、方新、任茂东、沈春耀、信春鹰等10名年轻的“专职常委”。

其中,方新和任茂东两人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当选专职常委之前,方新担任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时年48岁;任茂东任交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时年52岁。

当上“专职常委”后,理工科出身的方新开始自学法律。“当时我的关系都转到了全国人大机关,工资在那里发。”方新在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

对于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丽兰来说,方新和任茂东的到来,意味着她有了两名年富力强的助手。“他们很快进入常委角色,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热情,两人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朱丽兰曾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朱丽兰举例,在科技进步法的执法检查中,来自中科院的方新看出了名堂,在最后的调研报告中,探讨了如何历史唯物地看待科技进步法,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也对10位“专职常委”的作用给予肯定:“这10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自己从多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铁竹堂温岚,而且也给全国人大机关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8月27日,吴邦国宣布任命10位专职常委为7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这也是首次设立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的职位。

一位首批当选的“专职常委”于200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行政关系都调入人大机关,在人大坐班是必需的,铁竹堂温岚,他们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10位“专职常委”中,有7位来自国务院及各部委。除任茂东外,铁竹堂温岚,时年38岁的倪岳峰此前担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时年47岁的乌日图此前任劳动和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同为47岁的刘振伟曾为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司长,48岁的李连宁此前为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兼基础教育司司长。王东江时年48岁,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比较司司长。沈春耀时年42岁,为国务院法制办党组成员兼财政金融法制司司长。

来自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的有两人。除方新外,还有此前任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信春鹰,时年46岁。来自公检法系统的有时年48岁的何晔晖,此前为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

三十一年“专职”史

事实上,早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已被写入报告,这也是“专职常委”首次被提出。不过,随后15年间,委员专职化的提法未作重申。

十三大以后,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仍担任其他职务,但大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开始进入专门委员会,成为组成人员。

第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158人,其中有常委会委员115人,占比高达72.8%;第八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175人,其中常委会委员102人,占比58.3%;第九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210人,常委会委员有109人,占比51.9%。

“这缘于长期以来,许多是省、部长退下来后,再到全国人大担任常委,他们或缺乏立法知识背景,或身兼数职,无暇顾及人大工作。这不利于人大常委提高履职能力。”政法大学法学院一名教授对记者如是指出。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监督工作日益繁重,法律草案也越来越专业和复杂,需要认真调研分析。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原所长王公义2014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分析,铁竹堂温岚,由于兼职常委的时间难以保障,很多立法往往交由相关行政部门调研、起草,实则是“部门立法”。相关部门在拟定法律草案时,很容易把部门利益写进去,导致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

“专职常委”的设置,正符合对提高人大常委会履职能力的要求。

以倪岳峰为例,从政府部门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他以立法者而不再是执法者的视角参与了法律起草,又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推动政府部门履职。

他于2003年3月提出的关于加快海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被全国人大采纳。在国家海洋局工作时,倪岳峰便主抓海岛开发与保护工作,进入全国人大资源与环境保护委员会后,铁竹堂温岚,他更能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参与相关立法工作。

上任后不久,2003年5月,倪岳峰参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检查小组赴三峡工程二期坝址进行环境执法检查。在检查中,他们发现重庆一家化工厂存放的铬渣堆积如山,铬渣属危险废物,一旦污染水质,将产生难以估计的后果。回京后,委员们通过人大常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国务院非常重视,明确指示进行处理。

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张登义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其印象深刻。张登义任局长时,倪岳峰先后任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副司长、司长,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倪岳峰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年富力强的干部。这样的背景,铁竹堂温岚,正是选择“专职常委”时所看重的。

专家建议重设“专职常委”

随着干部提拔和职务调动,留任的“专职常委”越来越少。

倪岳峰于2008年2月起担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2011年2月转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13年6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2016年8月起任福州市委书记,2017年5月调任海关总署担任党组书记、6月任副署长。

方新于2005年1月调回原单位科学院任党组副书记。其他人多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以及办公厅等担任正、副职。

例如李连宁、刘振伟、何晔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沈春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任茂东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日图任全国人大委副主任委员。其中沈春耀在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等职后,2017年4月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选举郎胜和陈斯喜为“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扩容。时年54岁的郎胜此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时年50岁的陈斯喜此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

2008年12月,陈斯喜获提拔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再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职务;郎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斯喜后于2013年12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至2014年3月辞去全国人大职务,现任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至此,曾经的“专职常委”均有了新的工作。

十八大以来,不断有人大代表、法律专家等,呼吁重设和扩编全国人大“专职常委”。2014年,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亦明确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

十八大代表、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列席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全会期间,他当着五十多位中央及各省份领导发言,道出了当前立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常委会成员构成问题。

“我举了一个例子:立法是个技术活,需要专业人士参与。很难想象让施工单位设计楼房,要想保障质量楼房就必须由专业人员设计。制定法律是更为复杂的制度设计,更多负责立法工作的人大常委应该有法律背景。我建议推动全国甚至省级人大常委专职化、专业化。”佟丽华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

“‘专职常委’非常有必要。人大常委会既要讲代表性也要有专业性。立法任务重,需要有更多的团队和专家专门研究,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我呼吁人大常委专职,要扩大常委会编制,也要体现代表性,还要更加保持专业性。”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苏泽林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一页1下一页 网络编辑: 小碧 责任编辑: 吴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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